1983年，穆罕默德・尤努斯创立了格莱珉银行，专注于向最穷苦的孟加拉人提供小额贷款，帮助穷人实现个体创业。这个想法诞生于1976年，那天，他自己拿出27美元借给村子里42个制作竹凳子的农妇。只需要这一点点钱，她们就能够购买原材料，从而做起生意。尤努斯的小额贷款帮助她们永远摆脱了贫困。
今年，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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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人银行家”穆罕默德・尤努斯 |
人有许多死法，但是，饿死是所有死法中最让人无法接受的。1976年，我开始走访乔布拉村中一些最贫困的家庭，想看看是否能有任何方式直接帮助他们。
一天， 拉蒂菲和我去乔布拉村做例行询问，我们在一个低矮的茅屋前停了下来，泥墙已经坍塌，茅草屋顶千疮百孔。
一个女人蹲在门廊肮脏的地上，双膝紧紧夹着一个做了一半的竹凳。她全神贯注地埋头工作，手指飞快地动作着，编织那些执拗的竹条。
听到拉蒂菲的问候，她忙放下竹器，站起身，匆匆走进屋子。
“不要怕，”拉蒂菲冲她叫道，“我们不是陌生人。我们在大学里教书，咱们是邻居。我们只想问你几个问题。”
拉蒂菲礼貌的态度使她放下心来，她低声回答:“家里没人。”
她的意思是，家里没有男人。在孟加拉，妇女是不应该和非近亲的男人说话的。
孩子们赤裸着在院子里到处跑。邻居们从窗口窥视着我们，想知道我们在做什么。
我在吉大港土生土长，会说本地方言，总是努力通过聊天赢得穆斯林妇女的信任。向一位母亲夸赞她的孩子，往往能很自然地使母亲感到自在。于是我抱起身旁一个赤裸的孩子，但他哭了起来，向母亲身边冲过去。她任他爬到自己怀中。
“你有几个孩子？”拉蒂菲问她。
“三个。”
“这个孩子长得很好看。”我说。
这位母亲稍稍安下心来，抱着孩子向门口走来。她二十出头，瘦瘦的，黝黑的皮肤，黑眼睛。她穿一件红色的纱丽，目光里是一个每天从早到夜劳作的妇女的那种疲惫。
“你叫什么名字？”我问。
“苏菲亚・贝格姆。”
“你多大了？”我问。
“21岁。”
我并没有拿出笔和小本子来记录，我怕那会吓着她。我只允许我的学生们在回访时做记录。
“这竹子是你自己的吗？”我接着问道。
“是的。”
“怎么得来的呢？”
“我买的。”
“这竹子花了你多少钱？”
“5塔卡。”当时，这相当于22美分。
“你有5塔卡吗？”
“没有，我从派卡那儿借的。”
“那些中人？你和他们是怎么说定的？”
“我得每天把竹凳卖回给他们，算作还款。”
“你一个凳子卖多少钱？”
“5塔卡50波沙。”
“那么你就挣50波沙的利了？”
她点点头。那只有大约两美分。
“你能从放债人那儿借现金来买你的原材料吗？”
“能，但放债人会要很多。和他们打交道的人都变得更穷了。”
“放债人要收取多少利息？”
“看情况。有时他要每周10％，但我有个邻居，要每天付10％。”
“而那就等于是你用这些漂亮的竹凳挣的所有钱，50波沙，对吧？”
“对。”
苏菲亚不想再浪费时间讲话了。我注视着她又开始工作，她棕褐色的小手编织着那些竹枝，它们成年累月地这样做着，
这是她的生计。她光脚蹲在硬泥地上。她的手指长了茧子，指甲里带着黑色的污泥。
她的孩子们如何能挣脱自她而始的贫困循环呢？苏菲亚的收入几乎不够她自己吃的，更不要说使她的家人有适当的居所和衣着，那么孩子们又怎么去上学呢？简直不可能去想象某一天她的小孩子有可能逃脱这种惨境。
苏菲亚・贝格姆一天只挣两美分，这使我震惊。在大学里的课程中，我对于成百上千万美元的数额进行理论分析，但是在这儿，就在我的眼前，生与死的问题是以“分”的单位展示出来的。什么地方出错了？！我的大学课程怎么没有反映苏菲亚的生活现实呢？我很生气，生自己的气，生经济学系的气，还有那些数以千计才华横溢的教授们，他们都没有尝试去提出并解决这个问题，我也生他们的气。在我看来，是现存的经济制度注定了苏菲亚的收入将永远只能在如此低的水平，她永远也攒不下一分钱，永远不可能有任何投资来扩展她的经济基础。她的孩子注定将像她和她的父母一样，继续过着赤贫的生活，食不果腹，勉强维生。我以前从没听说有任何人会由于缺少22美分而受苦，在我看来，这是不可能的，是荒谬的。我是不是该立即把手伸进口袋里，把苏菲亚需要作为资本的那一丁点儿钱交给她呢？那是十分简单，轻而易举的事。而我克制住了这个冲动。她并不是在要求施舍。况且，送给一个人22美分并不能长久地解决问题。
拉蒂菲和我开车回到我山上的家。我们在傍晚的溽热中在花园里散步。我试图以苏菲亚自己的视角去看待她的问题。她受苦是因为买那些竹子要花费5塔卡，而她没有购买原材料所需的现金。结果，她只能在一个绷紧的循环中――从商人那儿借钱，并把东西卖回给他――维持生存。她的生活是一种受制约的劳作形式，或者干脆地说，就是奴役。那个商人算计得很
精，只付给苏菲亚刚刚只够购买原材料，和勉强够活下去的钱。她无法挣脱被剥削的那种关系。要生存下去，她就只能通过那个商人继续劳作下去。在我看来，苏菲亚只有找到5塔卡来买她的竹子，她作为契约奴隶的地位才可能改变。信用贷款可以给她带来那笔钱。然后她就可以去自由市场上出售她的产品，向消费者直接收取全额的零售价。她只需要22美分。
第二天我给梅姆娜・贝格姆打了电话，她是为我收集资料的大学生，我请她帮我将乔布拉村像苏菲亚这样依赖放贷者的人开列一个名单。一周之内，我拿到了一个列有42个人名的清单，借款总额为856塔卡――不到27美元。
“我的天，我的天啊，所有这些家庭如此受苦受难，就只是因为没有这27美元！”我惊叫道。
梅姆娜站在那儿，什么也没说，这一现实令我们难过。
我想要帮助这42个身强力壮、刻苦劳作的人。就像念念不忘一根骨头的狗，我围绕着这个问题不断地钻研。像苏菲亚这样的人如此穷困，并不是因为他们愚蠢或懒惰，他们整天从早干到晚，做着一些复杂的体力工作。他们穷，是因为这个国家的金融机构不能帮助他们扩展他们的经济基础，没有任何正式的金融机构来满足穷人的贷款需要，这个缺乏正式机构的贷款市场就由当地的放贷者接管了。它是一个有效的输送体系，在通向贫穷的单行道上形成滚滚洪流。但是，如果我能把那27美元借给乔布拉的那些村民，他们就可以把他们的产品出售给任何人，从而以他们的劳动得到最高的回报，而不受制于商人和高利贷者的盘剥了。
原来一切是那么容易。我将27美元交给梅姆娜，告诉她:“给你，把这钱借给名单上的那42个村民。他们可以把放贷者的钱还清，把他们的产品卖个好价钱。”
“他们应该什么时候还给你呢？”她问道。
“在他们还得起的时候，在他们卖自己产品最有利的时候，什么时候都行。”我说，“他们不必付任何利息，我不干借贷者一行。”
通常，头一碰枕头我几秒钟就睡着了，但那天晚上我睡不着了。躺在床上，我为自己竟是这样一个社会的一分子而感到羞愧，这个社会竟然不能向42个有技能的人提供使他们能够自己谋生的区区27美元。我知道自己所做的是极为不够的，这令我无法安枕。如果其他人需要资本的话，他们几乎没可能追寻到我这个经济系的主任。现在，我需要创立一种这些人可以依赖的机构性的解决方法，一个能够借钱给那些一无所有者的机构。我决定去找当地银行的经理，要求他的银行借钱给穷人。事情看上去是如此简单和直截了当，我睡着了。
第二天上午，我爬进我的白色大众甲壳虫，向当地贾纳塔银行的分行驶去。贾纳塔是一家国有银行，是全国最大的银行之一。贾纳塔银行设在大学的分行就在校园大门外的一条街上，前面的两个窗户装了栅栏，墙被刷成暗绿色，房间里摆满了木制桌椅。坐在房间左后面的经理向我挥挥手。
“先生，我能为您做什么吗？”
“我想请您借钱给乔布拉的穷人。涉及的数额非常之小，我本人已经那样做了，我借给42个人27美元。还会有许多穷人需要钱的，他们需要钱去买原材料和必需品作为启动资金。”
“什么原材料啊？”那个银行负责人茫然不解，仿佛这是某种新的游戏，而他完全不熟悉游戏的规则。出于对一个大学负责人的一般性敬意，他让我讲完了。
“嗯，有些人做竹凳，还有一些人编织地席或是拉人力车。如果他们能以商业利率从一家银行借钱的话，他们就可以在自由市场上出售他们的产品，挣到像样的利润，从而能过上好一点的生活。而现在，他们只能像奴隶一样劳动，永远无法摆脱被那些批发商踩在脚下的生活，那些人以高利借给他们资本。”
“是，我知道放贷人的事。”那个经理回答说。
“所以我今天到这儿来，我想请您借钱给这些村民。”
那个银行经理咧开嘴巴大笑起来:“我做不到！”
“为什么？”我问道。
“嗯――”他结巴着，不知道从何开始来解释他一系列的反对理由。“就说一件事吧，你所说的这些村民需要借的这一点点钱，甚至都不够他们必须填写的所有那些借贷文件的费用呢。本银行是不会在这样的微小数额上浪费时间的。”
“为什么不能呢？”我说，“对于穷人来说，这钱对于他们的生存可是至关重要的。”
“但是您还不明白，我们就是不能把钱借给赤贫者，”分行经理说，“他们根本没有抵押担保品。”
两天以后，我与贾纳塔银行的吉大港地区经理R.A.霍拉达尔约好，在他的办公室会见了他。霍拉达尔提出了一个保证人的主意，如果村里有人愿意做好事来代表借贷者做担保人，银行或许可以考虑批准一笔没有抵押担保品的贷款。 从过去几天我和银行家们的讨论中，有一点我已经很清楚了，我并不是在和贾纳塔这个银行过不去，而是在和整个银行制度体系对抗。
“我为什么不能做保证人呢？”我问道。
“您？”
“对，你们能接受我作为所有贷款者的担保人吗？”
那位地区经理微笑了:“您谈的是多少钱呢？”
为了给我自己留出差错与扩展的余地，我回复说:“总共可能一万塔卡（300美元），不超过这个数。”
“嗯。”他用手指拨弄了一下办公桌上的表格。我可以看到他的身后，旧活页夹中蒙着灰尘的一摞卷宗。沿墙是成摞相同的浅蓝色活页夹，一直摞到齐窗高。头顶的电扇微风戏耍着那些卷宗，在他的办公桌上，这些表格永远在飘动着，等待着他的决定。
“好吧。”他说，“我要说，我们愿意接受您作为那个数额的担保人，但不要要求更多的钱了。”
又花了六个月的文件来往时间，那笔贷款才正式批下来。终于，在1976年12月，我成功地从贾纳塔银行贷出了一笔钱，把它给了乔布拉的穷人。在整个1977年，我必须在每一份贷款申请上签名。甚至在我到欧洲或美国旅行时，银行都会为了一个签名给我发电报或写信，而从不和村里任何实际借款的人打交道。我是担保人，在银行的官员们看来，我是唯一算数的人。他们不想和使用他们资金的穷人打交道，而我则确保那些真正的贷款者――那些我称之为“银行业不可接触者”的实际贷款人――不必到银行去，从而免遭蔑视与屈辱的骚扰。
一切就这么开始了。七年之后，“小额贷款”模式――孟加拉格莱珉银行（格莱珉――孟加拉语，意为“乡村的”），世界上第一家专门借钱给穷人的银行――穷人的银行诞生了。我不打算成为一个放贷人，也没打算把钱借给任何人，我真正想做的是要解决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纯粹是出于失望，我对银行最基本的抵押担保的原则提出质疑。我不知道自己是对是错，不知道自己将会卷入什么之中。我在盲目前行，边走边学。我的工作已转化为一种斗争，要向世人展示：这些所谓的“金融界不可接触者”
实际上是可以接触，甚至是可以拥抱的。使我大为惊奇的是，事实证明，没有抵押担保的借款人比有抵押担保的借款人的还款情况还要好。的确，我们贷款的还款率超过了98％。穷人深知，这一贷款是他们摆脱贫困的唯一机会。如果他们不按时偿付贷款的话，他们将失去唯一的机会，重陷贫困的旧辙。
孟加拉是一个自然灾害频仍的国家，这是我们事业中的一个不幸但无可避免的因素。但是，无论一个贷款者遭遇什么大灾难，无论是自然灾害还是个人的不幸，我们的一贯宗旨都是要坚持使她或他偿还贷款，哪怕一周只还半分钱。这个原则意在激发那个贷款者自力更生的意识，激励他或她的自尊和自信。如果一旦免除一位贷款者的偿还责任，则可能要花上好几年
的艰难工作，才能恢复他或她对自己能力的信心。
如果村庄遭遇严重的水灾或饥荒，贷款者的庄稼和牲畜都被摧毁，我们就会马上发给他们新的贷款，使他们重新开始。
我们从不划销旧的贷款，而是把它们转为长期贷款，以便贷款者可以更缓慢地以更小额的分期付款来偿还。在贷款者去世的极端情况下，我们尽快从中心紧急基金（为贷款者们设立的一种人身保险基金）拨出资金给予死者的家属。随后我们就会要求那个小组或中心，从那个家庭中吸收一个新的成员，使这个小组的成员回复到五人。
孟加拉有太多的自然灾害，1981、1985、1987、1988年遭受了几次洪灾，1989年龙卷风侵袭马尼格甘杰地区。灾害足使一个家庭的所有储蓄财产丧失殆尽。我们在在此类情况下，首先暂停执行银行的常例规章，当地的银行经理和所有员工被指令立即到灾区参加搜寻，尽可能地救出更多的生命，并提供栖身之所，药品，食物和保护。接着，银行工作人员会对我们的成员们进行家访，告诉他们，银行和他们的伙伴成员都会支持他们，以帮助重树受害者们的信心。然后我们要搞清楚幸存者具体的需要并采取措施来提供所需物品，提供紧急救援食品，预防脱水与腹泻的水和含盐溶剂，还要发放用于购买紧急种子和耕牛的现金，以及新的资本金，还为人们提供灾难贷款。我们希望我们的成员有悼念亲人的时间，但不希望他们从绝望转而沉溺于漠然与呆滞之中。我们想要他们尽快开始思考生存下去的计划。由于国家与国际上的救助通常姗姗来迟并且不符需要，受害者们只有通过自己重建家园来摆脱苦难而获得劫后余生。在灾难期间，旧有贷款的偿还期被修订并被给予偿付宽限期。当地中心在一个特别会议被赋权决定宽限的期限。我们还会研究实施一些能使该地区更为安全的长期项目，如建立一些抗龙卷风的避难所。我们在沿海地区的许多格莱珉分行现在的办公室都是用坚实的坚固混凝土建造的。
据我估计，我们的贷款有5％是发放给了自然灾害的幸存者。普拉米拉・格尼・戈什就是我们的贷款者所经常面对的灾难情形的例证。1971年，在解放战争时期，普拉米拉的房子两次被巴基斯坦军队烧毁。1984年她加入了格莱珉。1986年，她患了肠炎，住进坦盖尔医院动了手术，并被告知几年内不能工作。她的组员们提议从他们的小组基金中给她一笔贷款来付手术费用，但钱还是不够，她卖掉了她的奶牛和食品杂货店。
她用一笔新的贷款买了奶牛，而这些奶牛死于一种莫名的疾病。她又去每周中心会议从小组基金中贷了一笔60美元的贷款，用这笔钱买了一头新的奶牛。在1988年的洪灾期间，查比萨村被淹没，普拉米拉的房子被冲塌了，她失去了所有的庄稼。
流行疫情又在村里暴发肆虐了三周，银行的工作人员每天都来探访村民，发放纯净饮水的药片。普拉米拉和数以千计的格莱珉家庭一样，收到了40公斤的麦子。她后来将那些卖麦子的钱还到中心的灾难基金，还从我们这里买了成本价的蔬菜种子。三周以后情况渐趋正常时，她已经做好准备，将食品杂货店重新开张了。
1992年，打翻的油灯引起的一场火烧毁了普拉米拉的家。邻居和村民努力帮助她扑灭了那场火，但是在复燃的烈火中，普拉米拉失去了她所有的庄稼、粮食、整个食品杂货店，还有她的两头牛，剩下的仅有她和丈夫身上穿着的那几件衣服了。大火过后的第二天上午，格莱珉的工作人员走访了普拉米拉，并组织了一个特别会议，在会上，他们提出向她提供一笔出自中心灾难基金的贷款。但是她决定接受一笔季节性贷款和一笔小组基金的贷款，用一部分贷款开了一个小食品杂货铺，其余的用来购买了水田的肥料。在她已长大成人的三个儿子的帮助下，她又有能力开始偿还贷款了。三个月以后，格莱珉批给她一笔住房贷款，于是她
为自己建造了一个新家。
普拉米拉现在正在使用她的第十二笔贷款。她拥有的以及租用的土地足够养活她的全家，并且一年大约卖10莫恩德稻谷。
我坚定地相信，所有人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能力，我称之为生存技能。穷人活着，这一事实就清楚地证明了他们的能力，不需要我们来教。所以，我们要努力去最大限度地利用他们现有的技能。使穷人能得到贷款，就是使他们得以立即实践他们已经掌握的技能――编结，脱粒，养牛，拉人力车，等等。而他们挣到的钱继而转变为一种工具，成为一把开启一系列其他能力的钥匙，得以探究自己的潜力。贷款者经常彼此传授新的技艺，以更好地利用他们的生存技能。他们比我们能做到的要强得多。
扶贫方面的专家们坚持说，穷人要想攀上经济的阶梯，培训是绝对必不可少的。但是如果你进入到真实的世界中去，就一定会看到，穷人之所以穷，并非因为没有经过培训或是没有文化，而是因为他们无法得到他们的劳动报酬。利润是坦然地倒向资本的，穷人只能为生产资本控制者的利益劳作。
如果格莱珉要求贷款者们必须先去参加一个企业管理培训课程才能得到做营生的贷款的话，他们中大多数人都会被吓跑。对于我们的贷款者来说，正规的学习是一件很吓人的事，那会使他们觉得自己渺小，愚蠢，毫无用处，甚至会毁掉他们天生的能力。
这并不是说所有的培训都不好，但是不应该将培训强加于人。只有当人们积极寻求并愿意为其付出代价或费用的情况下，才适于提供培训。
此后三十年中，格莱珉模式在全孟加拉乃至全世界得到扩展和复制。如今的孟加拉格莱珉银行已经拥有三百多万个借贷者，其中95％是原先赤贫的妇女，年贷款5亿美元，还款率99％，所有贷款均由自身资源支持，来自贷款者与非贷款者的储蓄。并且，银行保持持续赢利。格莱珉银行不仅借钱给穷人，银行自身就是为穷人所拥有的。他们还可以储蓄、投资、用银行贷款建造房屋、送子女上学乃至接受高等教育，甚至建立自己的养老基金。过去三十年中，格莱珉模式已经遍布世界，甚至在中国也有过尝试。尤努斯坚信，借贷是人权，是穷人也应拥有的权利，而为穷人提供小额信贷，是消除世界性贫困的最有力的武器。
（摘自《穷人的银行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定价: 21.50元）
